结果因事前遭到泄密，反而被苏州丝织业工人打死了一些手下人员，自己也被织工们驱赶出苏州府，从此再不敢过问苏州收税之事。

其原文曰：“织造太监孙隆，带管税事。本安静识事机，四月中至苏会计，五关之税日缩，借库银以解。颇严漏税之禁。”

所谓“安静识事机”，也即苏州的那些士大夫们都觉得这个太监在刚开始时是比较识相，不怎么搞事情，所以就默许他在苏州府待下去了。

但因为苏州当地的偷税漏税行为实在太过猖獗，本就很低的商业税收还不断缩减，以至于孙隆要通过挪借其他银子来填补这项窟窿，作为为皇家办事的太监孙隆，这才想到要打击当地的偷税漏税行为。

在一些当地人在投附孙隆之后，就向他提出一项针对丝织业征税的标准，每一张织机，每年收取税银三钱。

要说在明代，丝织业也是一个利润颇丰的行业。在一些笔记和小说里多有以丝织业发家致富者。比如曾经在万历朝为官的一名退休官员，曾在书中记载了成化末年其曾祖父以一张织机起家，很快就“家业大饶”，到其祖父辈兄弟四人继承家业，已经各富至数万金。

在《万历野获编》中也有相关记载“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当然了，不同种类的织机，不同品质的丝绸，不同技术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其利润率也不完全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在一篇明人笔记里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盛泽镇上的施复捡到六两银子，盘算用这笔银子可以添上一张织机，把这个织机所得利润积攒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张织机。

若一张织机是六两银子左右，则一张织机一年所得利润至少也在六两银子以上。一年收税银三钱，也不过是利润的二十分之一，比起后世工商业的税率恐怕都要低上很多。更何况一张织机一年利润只有六两银子，还是编比较保守的估计。

而投靠太监孙隆的那些人都是苏州本地人，应该是比较熟悉当地的行情，深知丝织业的暴利，才有此提议。且不说还仅停留在提议阶段，即便真实施，从大的方面来说，也不过是国家应有的收税措施。

可没想到的是，随后就是“讹言四起”，当地的丝织业工人在各种流言煽动之下，发动暴乱。“填街塞巷，飞石击死建节，尽毁莘等十二家”，还抄掠了借钱给黄建节的一名乡绅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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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孙隆当时就被吓得在一个朋友家里躲了两天，然后又乘小船逃到了杭州，并辞掉了税务之职，从此再不去苏州，而向机户收税之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处在胡文霆这个位置，自然很快就能想到，该次工人暴动事件应该是由苏州当地的某些官绅在背后纵容甚至操纵的，为的就是借机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

因为这些工人不仅纪律性相当强，所谓“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抢一物”，地方官喊停就停。而且连最后出来背锅的人，似乎都和当地官员沟通得非常好。打死数条人命，破毁数户人家，事后受到的惩治却轻微到不可理喻。

事后，当地官府装模作样的要惩办首恶，然而其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却像是受到优待的明星一般“众义之，馈者甚众”。到后来其被放出来，还被众多的乡绅官员礼敬“缙绅皆待以宾礼，称曰义士。”

在有明一代的南方，官员煽动市民和工人暴动，打死收税人员这还是明的。一些官员还会弄阴招。比如巡抚凤阳等地的李三才，让死囚攀陷诬告太监手下税官，然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杀害，万历派出去收税的太监对此也没什么办法。

作为在后世曾经接受过二十来年组织理论教育的一名高级干部，胡文霆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他很快就开始在心里筹划